价格是经济活动中最敏感、最活跃和最受关注的因素。粮价是百价之基，“粮安则天下安”，上至中央，下至百姓都非常重视。影响价格的因素复杂，既包括宏观国家政策，也包括微观个体行为，涉及政治、经济、金融、心理等多个领域。
因此，市场参与主体能了解一些经济学知识，并将其灵活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应对市场风险、确保合理收益是有帮助的。
粮改历程：怎样看待价格与波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粮食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得到完善。特别是2016年对玉米收储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市场化收购加价格补贴”的政策，取代从2008年起实施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那么该怎样理解“市场化”的含义及其影响呢？它至少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价格由供需关系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指令性计划来决定。当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下跌，当供给不足的时候，价格就上涨。例如，在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时候，临储价格就是市场的托底价格，一旦低于这个水平政府就会入市，把价格托起来。但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即使价格跌破成本，只要供大于求，那么价格仍可能下跌。
二是价格是波动的，有时会很剧烈。市场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反之也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政府的作用是制定和维护交易规则，在价格涨跌过程中，只要没有人为恶意行为（例如出现地震等天灾，供给短缺时恶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政府一般不会采取强制性干预措施。但政府应更加透明、及时、公正地发布信息，让市场主体对交易行为作出更为理性的决策。而在计划模式下，价格的波动会受到政府更多的管制。
三是市场交易主体自主交易、自负盈亏。买卖双方根据各自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政府不会强行要求用粮企业什么时间买、买多少，也不会规定农民什么时间卖、卖多少。交易的时间和数量完全由交易双方自己决定。这也就意味着买卖双方对盈亏结果要自己承担后果，不能是赚了钱欢天喜地偷着乐，亏了钱就哭天抹泪去找政府买单。政府要做的是防止农民出现“卖粮难”，而不是简单的价格干预。
价格谁决定：先看供给再看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决定价格的基础，供需关系的变动导致价格波动。在粮食问题上，供需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又凸显为两个矛盾，并使得供给对价格的影响程度要超过需求。因此，研究价格要先看供给再看需求。
一是粮食生产季节性与消费连续性间的矛盾。有人说我们的粮食供给就像是在唱歌，调子就是“1-6、1-6，5-6、5-6”，意为“多啦多啦，少啦少啦”！这是粮食自然再生产的正常反映。因为粮食的生产有季节性，“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中间必须经历一段“青黄不接”的生长期。但是在粮食生长期间，人要吃、马要喂、机器要加工，消费是连续的，一刻也不能停。因此在假定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一旦缺粮，如果想增加产量只能等到下一个生产年度。反之，如果粮食市场供应过剩，想减少产量，也只能等到下一个生产年度。一多一少之间，生产上的调整周期至少要一年的时间。
为了平抑这种波动，在我国采取的是国家储备的方式，把国储库当成一个“蓄水池”，粮食多了就多收一些，让“池子”里的水多进一些，市场上的供给就相应少一些。粮食少了就开闸放水，让“池子”里的水少存一些，市场上的粮食就多一些。
生产既是对价格的滞后反映，也是对未来价格预期变动的超前反映。价格涨了说明市场上缺粮，农户会增加种植；反之就会减少种植。农民为了确保收入稳定，会通过期货市场来锁定销售价格和收益。同时，政府也会通过保险、补贴等方式来稳定农民的收入。
另一个矛盾是粮食供给呈弹性而需求呈刚性。粮食的供给包括当年国内产量、当年进口量和期初库存三个部分。期初库存的数量是确定的，但产量和进口量是不确定的。
粮食产量是播种面积和单产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播种面积受政策和种植比较收益的影响大，单产受光温水等自然条件、病虫害等灾害性因素的影响大，因此供给的变化常常很突然。
现在技术条件虽然好了，可以预测一些灾害性天气、病虫害发生的区域和程度，但是其可靠度仍只是在一定的概率范围内，且最终的影响结果也是不确定的。每一次的干旱、洪涝都会影响单产和产量，从而导致供给形势发生变化。因此，每年在播种前，市场就会关注种植面积的增减。
在作物进入生长期后，就会关注干旱、洪涝、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到了收获的时节，就会关注容重、品质等。上述因素出现的任何变化都会引发对未来供给预期和价格的变化。
特别是近年来全球气候异常天气增多，对于仍处于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影响极大。历史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例如2002年、2006年澳大利亚小麦均因干旱减产超过50%，2010年俄罗斯小麦因干旱减产33%，2012年美国干旱造成大豆、玉米减产，上述减产均引发全球粮价暴涨，并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国内市场。
进口是用于补充国内供给缺口的，其数量随缺口的变化而变化，也具有突发和不确定的特点。如果这个缺口再叠加上因灾减产的因素，就更会形成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局面。例如上世纪70年代时期的前苏联，其粮食因灾减产后突然大量增加进口，就常常被引为案例。2008年全球再度笼罩“粮食危机”的阴影，一些国家出台限制出口、鼓励进口的政策，初衷是增加本国的供给，但是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间贸易紧密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这种政策也在无形中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格局，加剧了国际供给的紧张程度和价格的波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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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模型：被扭曲的供需与价格
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博弈决定的，但是市场上真实的供给量和需求量没有谁能准确知道，因此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按自己的理解来确定供给量和需求量。如果“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人心中也就有一千组自己理解的供给和需求及与之对应的价格。这个“自己的理解”就是预期。准确地讲，价格是预期中的供需关系的结果。
预期对真实的供需关系有放大或缩小的作用，预期会扭曲真实的供需关系。经济学上用“蛛网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市场上存在着两张看不见的“蛛网”在调节着供给。
一张叫“发散型蛛网”。当市场处于这张网控制之时，价格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即价格对供给量的影响大于对需求量的影响），供给波动会逐步加剧，越来越远离均衡点，表现为市场上的供给量会越来越大。
另一张叫“收敛型蛛网”。当市场处于这张网控制之时，价格的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即价格变动对供给量的影响小于对需求量的影响），价格和供给量的波动将逐渐减弱，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的供给量会越来越小。
比如2019年的一段时间，国内玉米市场供应“忽松忽紧”，价格一会儿涨一会儿跌，市场情绪一会儿乐观一会儿悲观，就是两种“蛛网”形态变动很好的例子。前期市场主体都认为玉米供需形势是偏紧的，价格是要上涨的，所以卖的不愿卖、买的想多买，市场供给表现为“收敛型蛛网”，即市场粮源供给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后期市场主体开始充分关注到陈粮供给充裕、新粮上市量不断增加，市场价格开始回落，供需偏紧的预期开始动摇并逐渐转为供需关系宽松的预期。此时市场上卖粮的想多卖，但买粮的不想买，供给越来越多，呈现出一张“发散型蛛网”。
一“收”一“发”的变动会对供给增减产生多大的影响？
看一个现实的例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18年12月份发布的《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预测，2018/2019年度（10月/9月）国内玉米总消费量预计为29290万吨，月均消费量为2441万吨（如果要实现供需平衡，理论上每月市场上必须卖出2441万吨的玉米）。其中饲用玉米消费量预计为19500万吨，占总消费量的比重为66.8%，月均消费量1625万吨；工业用消费量预计为7800万吨，占总消费量的26.7%，月均消费量为650万吨。
在“蛛网”的影响下，当市场主体都看涨玉米价格的时候，处在供给端的农户和手中存粮的贸易商大多会延缓销售的进度，选择晚卖粮多存粮，因为存货时间越长收益越大。而处在需求端的加工企业和饲料企业等用粮单位都会加快采购进度，选择早买粮多存粮，因为买的越早，采购存粮成本越低。
简单推算：如果供给端想晚卖粮一个月，市场上就会少2500万吨的供应量。同期，如果需求端想早买一个月粮，市场上就会多2500万吨的需求。供需双方在共同的预期下，对市场粮源的影响就是5000万吨的数量，占全年消费总量的17.1%。
换言之，以增减一个月的购销预期为例，在大家都看涨的时候，市场上就会减少5000万吨的供给。在大家都看跌的时候，市场上就会增加5000万吨的供给。所以，在价格上涨的时候，越涨越买不到粮，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则到处都是粮。同样的市场，不同的预期，不同的结果。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发散型还是收敛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由一种形态变化为另一种形态。反映在价格和供给量上，就是价格不会一直下跌，因为跌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需求，也不会一直上涨，因为涨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供给。所以供给不会是一直紧张，也不会是一直宽松。需求亦然。价格涨涨跌跌、需求松松紧紧才是长期的形态，而价格稳定、供求平衡则是短期的偶发情况。
骨感的现实：行为非理性，叠加信息不完全
2018/2019年度新玉米上市以来，市场形势非常“刺激”。先是价格每吨高开将近200元，农民持粮观望，用粮企业天天提价也收不到足够的新粮。然后是价格连续两个月下跌，几近回到原点，农民开始排队售粮，企业挑挑拣拣不愿多收。几个月间，市场演绎出冰火两重天，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其间很多个人或机构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网络直播等方式发布玉米市场信息，这些信息发布速度快、语言富有煽动性，一般只有结论而没有分析过程，或只是非常简单的分析。这些信息在价格上涨的时候就极度看涨，渲染乐观情绪；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就极度看跌，传递悲观预期，让售粮农户不知所措，诠释了西方经济学所言的“理性经济人不理性”“完全信息不完全”。
理论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两个假设基础上。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等几种不同的学派认为，人具有追求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双重动机，并认为人的经济活动具有有限理性。即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有较为理性的目标，对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具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对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变动，都能作出较为独立的选择。例如农民知道在什么价格上卖粮是最有利的，用户知道在什么价格水平采购是最合适的。
“完全信息”假设也经历了从完全信息到有限信息的演变。即从最初假设市场上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居民户和厂商）都能够无差别地获得所有与交易有关的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交易策略，到获取的信息是有限的，作出的交易策略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比如卖粮的农民并不清楚谁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价格买粮，用粮的企业不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价格卖粮。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面对更多的是非理性行为，人性的“恐惧”与“贪婪”也时常会战胜理性。
我们在现实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村子里如果有那么几户农民开始卖粮，全村也会在短时间内都动起来。反之如果村子里没有人卖粮，那么大家也都愿意等一等再说。或者当大部分人对市场价格走势持相同预期时，自己虽然不一定认同，但是也会跟着大部分人采用同样的行为方式。这也提醒我们在调研时要多走多看多想，不要管中窥豹、一叶障目，有的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
几点建议
一是市场是有风险的，要学习规避风险。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只赚钱不亏钱的行业，因此我们才说“风险和机遇并存”“风险和收益呈正比”。道理人人都懂，用到自己身上却常常变形走样儿，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证券分析师在每次分析之后都说上一句“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了。
二是市场是有情绪的，要学习独立思考。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全变了一样，在市场价格上涨时过于兴奋，而在它下跌时又过于沮丧。华尔街传奇人物犹太人伯纳德.巴鲁克，不到30岁便成了百万富翁，40岁时就已经和摩根等一道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大亨。巴鲁克回忆起1929年大危机前夕的情形时说，随着股价的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最基本的东西，甚至华尔街擦皮鞋的小孩都开始向他推荐买进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
三是信息信号是有噪音的，要学习去伪存真。信息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员。我们在享受着爆炸式的信息时，也同样受到信号噪声的困扰。在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中，我们不但要有收集的能力，更要有辨析的能力。
四是做独立的分析很重要，要学习避免误区。要求每个农民都能有非常符合逻辑的独立分析，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不能成为不分析的理由，市场也不会因为你是小农，就会让你少承担风险。因此，必须做些分析，且要避免分析中的误区。例如“认为价格不可能远低于生产成本”就是误区之一。这种判断我们屡见不鲜，常常见诸于各类分析文章，惯常以调研案例为据，言之凿凿，得出低于成本后就会反弹的粗暴结论。
须知，市场价格虽然与成本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个成本不是某一或某几个企业（个体）的成本，而是全社会的中位数成本（假定这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你的成本如果低于中位数成本就有收益，反之就会亏损。
再简单地想想，如果某个行业的价格低于成本就会反弹，那还会有亏损的行业么？如果大家都赚钱，那又去赚谁的钱呢？其他还有一些需要避免的分析误区，例如不能将基本面资料简单地视为时效性的判断工具、把旧信息当新资料使用、简单地用历史价格来推断当前及未来趋势等。
五是懂一些经济理论很重要，但要学用结合。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对具体经济实践的总结，懂理论和会实践能应用是两回事儿。学习了经济理论和能否在市场上赚到钱是两回事儿。具体到粮食市场上，更多的是要自己有判断，不要迷信别人。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每年都会组织几次全国规模的市场分析研讨会，对市场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分析研讨，贯穿始终的一个理念就是“会议的目的不是统一大家的观点，而是求异存同”，即通过研讨的方式把各种声音都充分释放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集思广益，才能拨云见日，进而避免出现一致性预期引发的“羊群效应”。
